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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否认》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欧内斯特·贝克尔的传世之作，于1973年出版。在该书中，贝克尔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核心观点：人类文明的大部分成就与活动，从宗教信仰到国家建设，从追求财富到艺术创作，本质上都是一种精心构建的防御机制，旨在对抗人类潜意识中对自身死亡和终结的深刻恐惧。

贝克尔认为人类处于一种悲剧性的“二元”状态，即我们拥有神一般的抽象思维，能够构想无限，渴望永恒与意义；同时又被困在终将腐朽、排泄、脆弱且必死的动物躯壳里。这种认知失调引发了人类深层的生存焦虑。为了不被死亡的恐惧压垮，人类发明了“英雄主义”，通过投身于某种大于自身的事业来在象征层面上战胜肉体的死亡。

《死亡否认》还探讨了心理健康问题，认为精神疾病本质上是死亡防御机制的失效所致。例如，抑郁症可能是个体看穿社会游戏的虚幻性却无法建立新意义支撑，而精神分裂症则是防御崩溃导致个体直接暴露在原始死亡恐惧下的结果。

欧内斯特·贝克尔 Ernest Becker

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与跨学科思想家。他曾亲历“二战”并参与解放集中营，战后投身学术，以独特的跨学科视角探索人类心理。其代表作《死亡否认》于1974年获普利策奖，深刻揭示了“死亡恐惧”是人类行为的核心动力。尽管英年早逝，但其思想催生了深具影响力的“恐惧管理理论”，对社会心理学领域产生了持久的冲击。

“他以全部的学术诚信和对人的深切关怀，揭示了一个令人极为不安的真相。”

他是文化人类学家，普利策奖得主。他英年早逝，却著述颇丰。

他是集大成者，致力于建立能够全面解释人类困境的统一科学。

他在“二战”期间作为步兵服役，参与解放纳粹集中营。

他的理论直接催生了“恐惧管理理论”。

他是学术界的“反叛者”，曾多次被解雇或被迫辞职。

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与晚期结肠癌搏斗，写出了享誉世界的著作。

他对自己要求极高，主动禁止重印自己感到不满的早期作品。

他对人性持悲观态度，但仍期望人类能够建立更加谦卑和克制的文明。

弗洛伊德晚年开始认识到，真正折磨着人的东西，相比之下，并非人内部疯狂的英雄主义驱动力，而是世界的本性。他把焦虑看作人对于不可逃避的孤弱命运的无意识的反应，最后他讲出了如下惊人的存在主义洞见：精神分析治愈临床性神经症患者个体的不幸，实质上是为了把患者引入生活的更大的不幸。换句话说，神经症是一种逃避不幸的复杂技术，但现实就是不幸！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怎么可能是“神灵”般的一切呢？人之关系不可能承受神性的重量，那种奢望必然使双方都将以某种方式付出代价，这是显而易见的。上帝之所以成为完善的精神对象，是因为上帝是抽象的，黑格尔正好看到了这一点。上帝并非具体的个体，因而上帝并不以自己个体的意志和需要限制我们的发展。在人群中寻找“完美”的对象就是要寻找这样的人：他（她）允许我们完全表达自身意志，却不会遭受任何挫折，也不会犯任何错误。我们希冀这样的对象，因为他（她）反映了我们自己真正理想的幻想。然而没有人能够满足这一点；人都有自己的意志和反意志，他们可以在无数方面与我们相冲突.，他们的欲望也会冒犯我们。上帝之伟大力量可以被我们用来哺育自己，它不会被尘世的幸福所损害。相反地，没有任何情侣能保证这一点，因为情侣是现实的事物。无论我们怎样把情侣理想化和偶像化，他（她）仍然不可避免地反映着尘世的腐朽和不完善。反过来，由于情侣是我们理想的价值标准，这种不完善就转而落到我们自己头上。如果你的情侣是你的“一切”，那么他（她）身上的任何缺点都会变成对你的致命威胁。

人之处境的讽刺在于：最深刻的需要是要摆脱死亡和毁灭的焦虑；但是，是生活自己唤醒了这种需要，因而我们必须从充分的生的状态退缩回来。

人被社会向他提供的保护和有限选择所束缚，如果不抬头瞻望，就会在某种枯燥的安全之中了其一生：由于庸人缺乏想象力，他们因而生活于琐碎的经验领域：他们只关心事情怎样进行，什么事情有可能，什么事情通常会发生……平庸安躺于琐细之事……人为什么要接受琐碎的生活？这当然是因为横亘在眼前的经验地平线上存在着危险，这才是平庸的更深的动机，据此它压倒了可能性，压倒了自由。平庸知道谁是它的真正敌人：自由，

如果要对人迄今为止强加于自己及其世界的恶做出最简洁的解释，那么应该说，它必然无关于人的动物的禀赋、无关于人的本能和人的进化，而显然应归于他假装未疯狂所付出的代价——他企图否认他的真实处境。

心理学正视图逐渐排挤宗教和伦理的观念体系，但是它只有部分的资格这样做，因为心理学本身就是一种观念体系，是一种极富否定性和分裂性的观念体系。

　　我们改变这些沉重的情感知觉，正好是因为我们需要以某种平静，某种力量和率直的胸襟在世界中运动，我们不能老是目瞪口呆，贪婪地把令我们震惊的伟大而强有力的事物尽收眼底。压抑的巨大好处在于，它使得决然地生活在一个全然不可思议和不可理解的世界里成为可能。这个世界充满了美和威严以及恐惧，如果完全为动物们所知觉，它们将受到惊吓而瘫软，再也不能动弹。

无益的争辩”。

人的基本取向就是要努力成为英雄，这种取向是进化的结果，深植于人类类体的构造之中，儿童不过直接表达了这种取向。大多数人忽视这种取向，对自己内心的渴望了然无知。至少就我们的文化而言，特别就现代社会而言，我们不面对英雄主义的分量，它似乎太沉重，或者说我们太渺小。如如果告诉一位青年说他有权成为英雄，他将会脸红。我们藉银行存款的增长来伪装自己的斗争，存款数字暗中反映着我们的英雄主义价值感。或者，我们下意识与邻居攀比，住宅比邻居大一点就行，汽车高档一些就行，孩子可爱一点就行……然而，无论用以伪装的事务如何琐碎，其后依然搏动着痛苦的渴望:渴望出类拔萃，成为普遍意义的英雄。偶尔有人声称他严肃对待自己的英雄主义，就像美国国会议员里弗斯(M. Rivers)那样令我们心头发凉。此人热衷战争，自命为凯撒以来最有力量的人物。世俗英雄主义的粗鲁(无论凯撤或其模仿者)或许使我们害怕，然而过错不在他们，而在社会用以构造其英雄主义价值体系的方式，也在这一体系选择出来扮演其角色的整个人群。英雄主义冲动本属自然，承认这种冲动则属坦率如果我们都予以承认，那么，就有可能能释放上述那样一种被压抑的力量，对于当前各社会阶层和形态，那种力量乃是毁灭性的力量。

人可以咬下多大一块“现实”而不损害其意义？如果兰克、卡缪和布伯是对的，人就不可能保持独立，而必须向外部寻求支持。如果移情是一种自然的英雄主义功能，是为了承受生、死和自身的必要的投射，那么我们的问题就变为：什么是创造性的投射呢？什么是丰富生命的幻想呢？

正如我们从自身经验所知，这一方法带来了巨大而确切的好处。一个人被生活的重担所累了吗？那么他可以把这重担放到神圣的情侣的脚下。自我意识不是太痛苦了吗？作为分离个体而存在的感觉不是太痛苦了吗？自己是谁，生活是什么——要竭力从这些问题中去寻求某种意义，不是太痛苦了吗？如果他感觉到这样一些痛苦，那么他可以通过对情侣的感情顺从去消除它们，在性的狂热中忘掉自己，并且还能从中体验到绝妙的活力。一个人被自身肉体的罪过感压倒了吗？被自身动物性的重荷——老是让他担心是否能胜过腐朽和死亡——压倒了吗？那么，满意的性关系可以向他提供这样的意义：在性生活中肉体及其意识不再分离；肉体不再被我们视为异己。一旦它被情侣作为一个肉体加以接受，我们的自我意识就消失了，而与肉体相融合，与情侣的自我意识和肉体融...

性是“对生活之谜令人失望的答案”——如果我们硬要认为这是恰当的答案，我们就既在欺骗自己又在欺骗孩子。兰克出色地指出，在这种意义上“性教育”就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思想，一种文饰作用，一种虚伪：人们试图相信，只要讲授了性的机制，也就解释了生活的奥秘。可以说，现代人试图用“怎样做”的手册取代必不可少的敬畏和惊讶。如果用人为操作的轻而易举的程序去掩盖创造的神秘，那也就消除了我们作为有性物种成员天生就具有的死亡恐怖——其中原因何在，我们当然了解。兰克的结论是：儿童对于上述谎言是敏感的。儿童拒绝关于性的...

这一切都实属必然。因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怎么可能是上帝般的“一切”呢...

人这种动物具有其它动物得以幸免的作为两个显著特征的两种恐惧：生的恐惧和死的恐惧。……人不情愿进入其世界的不可承受性，不愿面对其中的真实的危险；人龟缩回来，以免自己落入他人吞噬一切的欲望之中，以免自己成为人、动物或机器的掌中之物。……为了有滋有味地扩张，每一事物总是横吞大嚼着别的事物。各种欲望或许是纯洁的，因为它们是自然而然的；但是任何一种陷于这个行星上众多错综复杂之目的的有机体，又正好是这种纯洁性的潜在的牺牲品——因而为了不至于茫然不知所措，有机体从生活龟缩回去。

人会炫耀和夸示他所缺少而又希望得到的东西。……人的防御机制形成了人的人格，支撑着一个巨大的幻觉……正如克尔凯郭尔所指出：焦虑诱惑者我们，成为我们大部分能量活动的激励物，这就是说，我们对自己的成长极不严肃又不诚实。

下面是克尔凯郭尔对摆在人面前三种选择的总结，前两种即相应于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这两种精神病：迷失在可能性中的人带着绝望的鲁莽翱翔在高空；视一切为必然的人竭尽全力于生存，并且在绝望中被压碎。但是，平庸了无活力地庆祝自己的胜利……想象自己是主人，没有觉察到恰恰是藉此它已把自己监禁在了无活力的被奴役状态，并且是天下最不幸者。换句话说，平庸是我们所谓的“常态神经症”。

而雷德尔也看到，在某些群体中，的确存在着他恰当地称作“我冲突人格感染力”的东西。一些领袖之所以对我们有吸引力，是因为他们不具有我们所有的种种冲突，我们赞赏他们的泰然自若，而我们遇到同样的事情则会感到羞愧和自卑。弗洛伊德看到，领袖驱走了恐惧，让每个人都感到无穷的力量。相应地，雷德尔指出：领袖通常是这样的人物，他们敢于在人人自危的处境中“率先行动”。根据这一简单的事实，雷德尔改进了弗洛伊德的结论，tabarly上述现象出色地称为“率先行动的魔力”。这种率先行动可以是诅咒也可以是性交或者谋杀已经其他任何事情。正如雷德尔指出的，按此逻辑，只有率先谋杀的人才是谋杀者，而其他人只是同谋。弗洛伊德在《图腾和禁忌》中指出：如果让整个群体来分担责任，那么对于个体来说是非法的行动则可以被认为是正当。然而也还有其他方式使这些行动被视为正当的，因为率先行动的人既冒了风险又承担了罪责。其结果的确是巫术一般：群体的每个成员都可以毫无负罪感地重复这一行动。他们不负责任，责任由领袖来负。……如果一个人仿效冒险的英雄，不带罪过感去谋杀，为什么就不再是谋杀？这是因为事情变成了“高尚的攻击，而对于率先行动者则并非如此”。换句话说，人通过参与到群体之中而重新净化了日常生活中的现实，投之以神圣的光环——恰如在童年时代，游戏创造了拔高的现实。

我们时代的知识分子被一种始料不及的负荷压弯了腰，那就是真理生产过剩，消费不了。若干世纪以来人类就生活于这样的信念之中：真理难以寻觅也难以把握，而一旦发现了真理，人的问题也就解决了。今天我们身处20世纪最后几个10年，我们正在被真理所窒息。如此众多的辉煌著述，如此众多的惊人发现，这些发现又是如此大规模地被拓展和深入——然而世界依然以它古老而疯狂的方式旋转，在它面前，精神无话可说。

在这个问题上，兰克持有与克尔恺郭尔相同的信念，即人不应该把自己的生命中止和限制于近在手边的、或稍有些距离的、或自己创造的彼岸。人应该向外寻求宗教的最高彼岸：人应该培养在最高力量面前的被动的放弃，而不管这有多么困难。尽管这在那些第一流的思想家看来与软弱和妥协无异，但除此之外任何较低的标准都不会使人得到充分的发展。尼采咒骂犹太基督教关于放弃的道德；然而，正如兰克所说，他“忽视了人类对那种道德的深刻需要……”兰克在这个问题上走得很远，他说：“对一种真正的宗教观念体系的需要……为人的天性所固有。这种需要的满足对于任何一种社会生活都有着基本的重要性。”弗洛伊德以及其他人是否把在上帝面前的放弃看作受虐狂，把排空自己视为降格呢？兰克认为，这种放弃代表了最大限度的自我实现，是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理想化境界。

一种真正伟大的理想的愚蠢：即对人之处境的一种童稚般的信任和希望，它敞开了通向神秘王国的大门。

遇到就是缘分。